本课时主讲教师

王龙玺  玛丽斯特普中国 项目主管

很多人都会感到非常意外，如果我们回溯中国近代历史，会发现最早提出性教育的人是谭嗣同。谭嗣同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写道：希望有学者能够致力于普及性教育，向国人讲述性知识。用他的原话叫做：”使国人抛弃性即淫邪的陈腐观念， 认识到性乃自然之事，毫无可羞丑之处。”

一百多年过去了，今天的确有很多的学者在致力于将这个理想变成现实，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非常大的社会阻力。

2017年的三月，杭州一位网民发帖说，看到了一套尺度很大的小学生性教育教材。因为其中有一句“爸爸的阴茎放入了妈妈的阴道”和几张断章取义的截图，引发了很大的社会争论。

这套教材其实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开发的，叫做《珍爱生命》 。这套教材经过了大概近十年的研究论证，已经取得了充分的有效性的证明，从理念到内容都堪称是行业的典范。虽然后来的确得到了众多家长和主流媒体的支持，但是迫于压力，一些学校最终还是选择收回了教材。

十年的努力，看上去似乎都有一些前功尽弃。在这场教材争论中最大的焦点之一，就是在于我们到底可不可以跟小学生之间的使用阴茎和阴道这样看起来很直白的词汇。

其实和许多人想象的不同，在我们教学实践的过程中，老师并不是一上来就说：“好，同学们，今天来学习下有关阴茎和阴道的知识。”而是会说：“同学们，我们今天要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学习我们身体不同的器官。这是我们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这是我们的心肝脾胃肾，这是我们的生殖器官，这里是阴茎、阴道、尿道、睾丸、肛门、阴囊、阴蒂等等。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很重要，我们要同样的去爱护它们。”

学习身体器官科学正式的名称其实非常的重要。有一个女孩曾经在学校遭受了老师的性侵害，因为从小家里人就用“娃娃”这个词来代替阴部，所以女孩儿一直不断地跟家人说“娃娃疼”“娃娃不舒服”“老师摸我的娃娃”，而家人一直以为是真的“娃娃”，直到很久以后才发现性侵害的事实。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生殖器官和我们身体的其他器官并没有什么区别。所谓的阴茎、阴道其实和眼睛、鼻子、碗、筷子、卫生间、厨房一样，都只是一个单纯的名词，只有对青少年和成年人来说，他们才会引发非常丰富的联想。

”我是从哪儿来的”是一个让很多家长都曾经感到倍感困扰的问题。我们最常见的答案是垃圾桶、下水道、臭水沟。有一些非常有创意的家长他可能会说孩子是”从花盆里种出来的”或者是”充话费送的”。有一些少数的开明的家长会说：“爸爸的身体里面有精子，妈妈的身体里面有卵子，精子和卵子结合在一起，就有了新的生命。”可是如果当孩子再去追问一句：“爸爸身体里的精子是怎么和妈妈身体里的卵子结合起来的？”大部分的家长就会哑口无言。

我们认为一个好的教育，不是当孩子已经有意识提出问题之后再去进行解答，而是在一开始就通过系统的教育，一步一步的建立认知。

举个例子，无论在国内和国外都一些非常优秀的机构，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给孩子进行性教育。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会拿两个布娃娃，这个布娃娃身上就有生殖器官。在女性的娃娃的阴道是有开口的，在里面打开，还长着一个小小的婴儿。上课的时候老师会说：“小朋友们，我们今天要一起来了解一下每一个生命是怎么诞生的。老师今天会是一个医生，我们要帮助这位母亲来生孩子。老师需要一个助产士，有没有小朋友愿意上来帮我？”

大部分的时候一开始都没有学生敢上来，因为对于幼儿园的孩子来说，“生孩子”在他们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是一件有些害怕的事情。但是在老师不断的鼓励之下，最后就会有小朋友勇敢的举手然后上来，在老师耐心的指导下，孩子小心翼翼的把那个小婴儿从阴道里面拿出来。当老师宣布我们的孩子顺利生下来的时候，有很多小朋友都会自发地激动地站起来去鼓掌。回家以后他们也会非常兴高采烈地跟家人分享在学校学习的这些知识。

所以你看我们纠结了很多年，怎么样去给孩子解释孩子诞生的过程，只是通过简单的半节课，就可以让他们自然而然地产生完整的认识，孩子再也不会去问我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问题，家长也不用再去较劲脑汁的揣摩、构造一个非常模棱两可又似是而非的答案。

上医医无病，防病于未病，好的教育理念就是这样。我们认为，一个孩子能够平稳健康的成长，靠的其实不是发生了问题之后，我们再去补救和解决，而是这种融合在日常生活中，春风化雨的教育理念。在很多关于性教育的争论中，人们往往愿意去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去寻求证据，我们更少去询问教育的主体，也就是儿童和青少年，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一个非常讽刺的笑话。有一个孩子去问他的爸爸：“我是从哪儿来的”，父亲跟他说是从碗柜里面检出来的。他又去问妈妈，妈妈说：“在我睡觉的时候，梦到了枕头边上有一个小婴儿，我睁开眼睛就看到了你。”然后他又去问爷爷，爷爷说：“爷爷想要抱孙子，然后神仙听到了爷爷的愿望，就命令一只老鹰从山里面把你叼出来送到了咱们家的门口。”当天晚上这个孩子在作文里面写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家里人真是太奇怪了，他们已经有两代人都没有过过性生活了。”这个笑话当时在同学中流传非常广，而那个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一年级。

很多人反对性教育，他们会基于各种各样的假设，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孩子了解安全套的使用就发生性行为了怎么办？如果我们的孩子知道同性恋了就变成同性恋怎么办？但是他们很少能够提出强有力的证据。

如果我们对全世界范围内的性教育状况，做一个简单的观察，马上就会发现，那些与性相关的负面问题的风险，比如说少女怀孕率、流产率、性侵害率、疾病传播率最少的地区，一定都是那些实行了最为开明的性教育的地区。

弗洛伊德在爱因斯坦一次生日的时候给他写了一封贺信，在信里面他称爱因斯坦是一名幸运儿。爱因斯坦问弗洛伊德，幸运儿这三个字从何说起？弗洛伊德抱怨说：“在您所研究的领域，没有哪一个不懂物理的人敢对你说三道四。但是在我所研究的领域，很多完全不懂的人都可以来指手划脚。你难道不是一个幸运儿吗？”

我想，性教育其实偶尔也会面临或多或少这样尴尬的问题。人们往往不愿意去相信多年研究的证据，而是更倾向于相信自己一厢情愿的看法。

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家长他能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群体，这是一个观念问题。 我们每个人从小成长的背景、接受的教育、生活的环境和文化可能都有所不同，所以会产生不同的观点，这非常的正常。但是，同性恋是不是一种疾病，这就是一个纯粹的生理学和医学的问题。

有很多人说，你看，中国现在有这么多的同性恋，都是因为西方文化的侵蚀。”同性恋”这个词的确是西方的舶来品，但是同性之间的情感，其实自古就有。

在我们的华夏文明中其实有很多的词都是专门用来形容同性之间的情感。比如我们所熟知的龙阳，分桃，短袖。大家经常所说的龙阳之好，其实就是古代的一位国君恋人的名字。因为他受到了国君非常大的青睐，让很多后宫的佳丽都暗淡无光。龙阳的故事是记载于战国策，而战国策描述的是公元前四百到二百年之间的历史。

换句话讲，在中国两千四百年前的史书中就记载了同性之间的情感。所以一个家长他可以说“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群体”，但是如果恰好这个孩子就是其中的一员，那么寄希望于通过医学的手段去进行治疗，特别是一些极端的方法，比如通过电击去进行性倾向的扭转，就是完全背离科学和事实的。

在北师大的这场教材风波中，很多人都说这些教材可能会教坏我们的孩子，但是很少有人真正的去了解一下，这些接受了性教育的孩子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在这教材使用了将近十年的过程中，有很多学校无数的校长、教师、学校的管理者以及家长，亲眼目睹了这些孩子在接受性教育之后，积极健康地成长。我们没有发现哪个孩子因为知道了阴茎、阴道这样的词汇，就变得道德败坏，甚至堕落；也没有发现哪个孩子在了解避孕知识之后马上就去尝试性行为；更没有发现，哪个孩子原本喜欢异性，因为知道同性恋存在之后就转变成了喜欢同性，这些孩子已经有的从小学生念到了高中生。

在这么多年期间，我们真正的调研发现：其实相比于那些没有接受过性教育的孩子，他们在很多人际交往的能力以及处理性可能带来风险的能力上，远远的超过了他们的同龄人。

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我们究竟是应该相信多年实证研究的结果，还是应该相信我们基于臆想而得出来的那些结论？

距离谭嗣同提出他性教育的观点已经过去一百二十多年了，在这些年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我们距离谭嗣同那个“向国人普及性教育，推广性知识”的理想依然相距很远。民国时期传播影响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就是民主和科学，但愿我们真的能够以科学的精神、人文的态度，去重新审视性教育，以不负那些既往先贤为后世所留下的期待